近二十年前，吉林东丰的李先生，听信了当地一家农商行（原信用社）负责人的口头承诺，签下了一系列文件。他未曾想到，这不仅是资产陷阱，更是一场让他长达二十年“状告无门”的司法困局。他的核心诉求，始终只是“让县法院启动一个合法的程序”，但即便手握证据，这道门也从未真正打开。
2000年，李先生以价值152.8万元的自有资产作抵押，从当地丰城信用社贷款72万元。2005年初，为配合银行“清贷任务”，并在对方“返租”经营的口头承诺下，他签署了文件，资产被以“协议抵债”和“法院调解”两种形式处置分割。
然而，承诺的“返租”从未兑现。更甚者，在其因他案被短暂羁押期间，资产被银行方面擅自处置。这被东F县人民F院在后来的（2010）东民再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认定：信用社的行为构成“不当得利”，应返还相应款项。 （注：此判决仅针对其中一笔42万元的协议，银行已履行该判决，返还47.4785万元。）
二、 核心困局：不是“执行难”，而是“立案难”、“程序推进难”
许多人以为，此案卡在“银行不还钱”。事实恰恰相反，案件卡在司法程序的最前端。近二十年来，李先生的核心维权行动，是不断要求东F县人民F院（基层法院）就整个资产处置事件启动法律程序，但均被拒之门外。
1、要求启动审监程序，撤销有问题的《民事调解书》——不予支持。
2、就银行擅自变卖资产造成的其余巨额损失重新起诉，要求赔偿——不予立案。
3、就银行在执行过程中涉嫌违规多收的部分提出执行异议——不予受理。
法院的“不立、不审、不理”，形成了程序上的“死循环”，导致两个灾难性后果：
1、损失无法确权：高达90万元的本金损失及近21年的巨额利息，因无法立案进入审判，至今得不到一纸判决的确认。这不是“银行赖账”，而是法律上“该赔多少”的程序从未走完。
2、诉讼时效风险被转嫁：银行方面常以“诉讼时效”作为抗辩。然而，造成所谓“时效”问题的根本原因，正是法院系统长达二十年的推诿、拖延和不作为。受害人每年都在主张权利，但程序年年“卡壳”，最终风险却要由受害人承担。
一个事实清晰、已有部分生效判决作为旁证的案件，为何在基层法院寸步难行？这不得不让人质疑：
1、“调解书”是否已成“挡箭牌”？ 2005年那份在特定背景下促成的《民事调解书》，是否被当成了阻断后续一切法律程序的“尚方宝剑”？即便有证据表明该调解可能源于不实承诺，且关联资产被违规处置，也再无纠正机会？
2、不作为，是否在变相保护谁？ 法院对立案、审监、执行异议的全面消极处理，客观上导致了银行方面涉案人员责任被长期掩盖，受害人损失持续扩大。这种“程序性沉睡”，保护了谁的利益？
3、司法公信力如何维护？ 当公民手握证据，反复向基层司法机关求助，得到的却是长达二十年的程序“鬼打墙”，这损害的不仅仅是个案正义，更是公众对司法“最后一道防线”的基本信任。
此事已非普通纠纷，而是检验基层司法能否“依法立案、有案必立”的试金石。我们的诉求明确而具体：
依法审查审监申请：对2005年《民事调解书》形成的背景、证据进行全面审查，依法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。
依法受理损害赔偿之诉：对李先生提出的、关于银行擅自处置资产造成约90万元本金损失及利息的民事诉讼，依法审查并立案。
依法处理执行异议：对执行程序中提出的异议，依法受理并作出裁定。
我们只要求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：一个进入程序、在法庭上举证辩论的机会。 是非曲直，应在法庭上由法律裁决，而非在立案庭外被“拖”成无头案。
致纪检监察与上级司法监督部门：请调查“不作为”背后！
我们呼吁相关部门介入，调查此案中是否存在人为设置障碍、有案不立、拖延推诿等司法作风问题乃至渎职线索。将“诉讼时效”风险转嫁给维权公民，而自身程序长期空转，这本身是否公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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