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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亩六分地的 "证" 与 "争"

时间: 2026年9月11日 作者:314127396 来源:网络整理


吉林省农安县烧锅镇东风村后朝阳屯,有一块 3.66 亩的承包地。它登记在村民冯淑华名下,有村里老台账的记载,也有国家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。可从 1997 年算起,近三十年了,这块地始终长在别人家的垄沟里。2026 年,七十岁的冯淑华把官司打到了农安县人民法院。地,还是没有要回来。

一块地,三十年

1997 年,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发包。冯淑华和前夫刘长青同在一个承包户内,户里一共 7 口人。分地的时候,冯淑华已经和刘长青离了婚,人不在屯里住,地是怎么分的、分到哪一块,她都不知道。这一走,就是近三十年。

这些年间,冯淑华没有断过找村里要说法:地呢?东风村委会一直没给她一个明确的答复。

直到 2025 年,村里查实了一件事:冯淑华应分的 3.66 亩承包地,自 1997 年起就由同村刘长海一家耕种,一直种到今天。

冯淑华手里,是编号 094470 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。2026 年确权证发下来,她翻开一看,自己的地,落在刘长海家名下。

一纸诉状

2026 年 1 月,冯淑华向农安县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,案号 (2026) 吉 0122 民初 3738 号。

诉讼请求有五条:确认她对涉案土地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;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占、停止耕种;返还土地;赔偿侵占期间的经济损失 6 万元,以法院评估为准;诉讼费、保全费由被告负担。

最后一条,是一个农村妇女能想到的最朴素的执拗:地要不回来,也别让我为这场官司再搭钱。

法庭上的两本账

2026 年 5 月 15 日,农安县人民法院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,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。

原告一方先亮出两组证据。土地经营权证,证明冯淑华是户内成员,按 41.73 亩、15 亩、7 人的口径计算,应分得 3.66 亩;还有一份通话录音的文字整理 —— 冯淑华打电话给刘长海,要求返还土地,对方没有答应。

6 万元的损失,原告在庭上算了一笔账:1997 年到 2007 年,每年 1000 元,10 年 1 万元;2007 年到 2017 年,每年 2000 元,10 年 2 万元;2017 年到 2025 年,按 2 万元计算。合计约 6 万元。

被告刘长海答辩:我没种原告的地,村老台账写得明明白白,村民都能作证;原告离婚了,户在人不在,按政策分的是标亩地,该找村上要。被告还称,村长同意过把地给原告种,村里知道她的地在机动地,让村上承包出去了,只是原告没有实际经营。被告当庭提交了老台账、村委会介绍信、分地证明人的证明材料、耕地承包合同。

对被告的证据,原告代理律师逐一质证:两份介绍信,只有村委会公章,没有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名、盖章,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;村明细表是复印件,无法与原件核对,上面也没有冯淑华或者被告子女的姓名;证明材料里的证人没有出庭,无法核实证人身份和证据来源。这些证据,原告方认为对本案都没有证明力。

庭上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。审判人员问被告:老台账里 "刘国臣" 户内 4 个人都是谁?被告答:我父母,以及我和我的孩子。原告方随即指出:这本台账,并没有记载户内有被告的子女。

冯淑华在辩论时还说起一件事。她去烧锅镇司法所要确权证,是被告的妻子和儿子拿着确权证书去的。被告的妻子对她说,她家的孩子 "顶" 了冯淑华的名字。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,冯淑华说,问问被告的孩子是哪年生的,就清楚了。

一面是 2026 年刚发下来的确权证,一面是 1997 年分地时的老台账。哪一本更接近这块地的来龙去脉,本该是法庭上最该厘清的事。

庭审结束,审判人员宣布:双方争议较大,本庭不再调解,休庭,宣判日期另行通知。

走出法庭,冯淑华心里不踏实。她担心,自己手里这张国家发的证,在法官眼里,不如村里那本老账本有分量。

八千元的委托

打官司前,冯淑华和吉林主晟律师事务所签了委托代理协议,编号 ZS-MS-2025-0262。约定:预付律师费 5000 元,剩余 3000 元在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补齐。一共 8000 元。

据冯淑华反映,钱交出去之后,代理律师没有开展多少实质工作:证据没有充分整理,该争的没争,该办的没办。

让她更想不通的是另一件事:开庭那天坐在原告席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兴臣,来自吉林铭英律师事务所 —— 不是合同上签字的那家吉林主晟律师事务所。两家律所之间的委托关系是怎么变的,冯淑华至今没弄明白。

8000 元,对一位七十岁的农村老人,不是个小数目。

一纸撤诉

2026 年 6 月,案件以一份撤诉申请书收了尾。申请书上,签着冯淑华的名字。

冯淑华却说,撤诉不是她的本意。按她的说法,土地被占的问题,一个都没有解决;8000 元律师费已经付出去了,维权投入,全部落了空。

撤诉之后,那块确权在她名下的 3.66 亩地,依旧种在刘长海家的地里。她手里的经营权证,没能换回土地;她付出去的 8000 元,也没换来一场让她看得明白的官司。

三个问号

事情走到这一步,至少有三个问号,需要回答。

第一个问号,给确权证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,是经登记机关依法确认的权利凭证。如果确权登记真有错误,纠错要按程序来;如果确权证没有错误,它的证明力就应当得到尊重。一张新证和一本旧账对簿公堂,孰轻孰重,不该由谁的声音大来决定。

第二个问号,给维权路。为了找村里要一个说法,冯淑华用了将近三十年。进了法院,又要面对举证、质证、程序这些陌生的门道。对广大农民来说,打一场官司的代价,是时间、是金钱、是精力,哪一样都不轻松。

第三个问号,给法律服务。当事人交了费,就应当得到与费用相称的专业服务。律师收了钱、出了庭、案撤了,中间发生了什么?两家律所之间是何种委托关系?当事人有权知道答案。这关乎律师行业的公信力。

这三个问号,不只是冯淑华一个人的问号。

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。一张确权证,一头连着国家的政策,一头连着农户的灶台。

但愿下一次,当一名农民攥着确权证走进法庭,法律能让他把地要回来。

这不是苛求。这是最低的要求。

来源:https://baijiahao.baidu.com/s?id=187593044185837515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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